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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饭 各国侨胞都准备了哪些年夜大餐******
年夜饭，准备上桌啦！(侨界关注)
2023年癸卯兔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热腾腾的年夜饭就要上桌啦！
辞旧迎新之际，一家人齐聚一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是中国人传承已久的年俗。对于海外侨胞来说，无论身在何处，年夜饭都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餐饭。熟悉的味道里，寄托的是海外侨胞对崭新一年的美好祝福，更是对遥远故乡的深切思念。
今年，各国侨胞们都准备了哪些年夜大餐？且随本报记者去看看吧！
“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饭”
到菜市场买一只现宰的整鸡，再去中国超市选购一袋上好的火腿、一把新鲜的冬笋和一包百叶结，回家将食材洗净，放进砂锅，慢慢炖上五六个小时，熬成一锅鲜香浓厚的腌笃鲜——这是每年除夕，美国侨胞卢威一家“雷打不动”的仪式感。
“喝到一碗腌笃鲜，就好像回家了。”77岁的卢威在美国洛杉矶已生活30余年，但他的“中国胃”从未改变。每年除夕，他都会和家人亲手做一桌老家上海风味的年夜饭，寄托浓浓的思乡之情。
今年也不例外。除了腌笃鲜，卢威还和家人采购了草鱼、糯米、豆沙等食材。“草鱼用来做上海熏鱼。一条草鱼剃去鱼刺，可以做8到10块熏鱼，正好够一家人吃。糯米和豆沙用来做八宝饭，这是老家过年必吃的一道甜点。我们手艺有限，就做简易版的，将蒸得软软糯糯的糯米掺上一点猪油，再和细腻的豆沙搅拌均匀，撒上一些干桂花，吃起来非常香甜。”
说到每一道菜品的烹饪过程，卢威头头是道，俨然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厨。“这些都是我出国之后才学会的。有的是照着菜谱学的，有的是在洛杉矶的中餐厅吃到熟悉的家乡味道，向餐厅厨师请教的。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在国外视频网站也很容易就能搜到中餐的教学视频。”卢威说，之所以如此用心地学做中餐、准备年夜饭，是因为在海外游子心中，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手艺如何，一顿充满中国味道的年夜饭，永远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
“在海外，过年期间大家很少像国内那样，拎着礼物，走亲访友，相互拜年。但我们一家总会去中国城逛逛花市、参与新春游行，感受过年的喜庆氛围。这么多年，我朝思暮想，就盼着能回一趟上海老家，和堂兄弟、表兄弟们一道吃顿团圆饭、过个团圆年。”卢威感慨道，早年忙于打拼，出国之后几乎再没有机会回国过年，如今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又赶上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相信藏在心底多年的这个心愿很快就能成真。
“大家伙儿一起提提气”
希腊雅典，修缮一新的“京品食尚”中餐厅内，整洁亮堂，无处不散发着浓郁的中国味。前阵子，餐厅经过整修，重新开张，没多久就赶上了春节。在老板陆翔看来，这可谓喜上加喜。
“我提前好几周就开始考虑怎么做年夜饭了！”陆翔是个爽快的“老北京”，餐厅里地道的铜锅涮肉是雅典小有名气的“网红”菜品，吸引不少华侨华人前来“解馋”，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食客慕名过来“尝鲜”。
“今年年夜饭，除了铜锅子，我还列了一长串菜单，让大家吃饱喝足，过个热热闹闹的除夕夜。”陆翔说，前两年，因为疫情，当地华侨华人无法到餐厅聚餐，许多人只能打包年夜饭套餐回家吃。今年，疫情形势有所好转，不少顾客打来电话，希望能和家人、朋友到餐厅聚一聚。陆翔也很愿意张罗一番，“和大家伙儿一起提提气”。
距离除夕还有两周，陆翔便敲定了年夜饭菜单，开始四处采购食材，甚至打电话找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供应商订货。北京烤鸭、广式烧鹅、夫妻肺片、油焖大虾……琳琅满目的菜单，汇聚中国多地传统名菜，俨然一桌中华美食大荟萃。“雅典华侨华人来自中国不同城市，口味各异，我想尽量准备得齐全一些，让大家都能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陆翔说。
对“老北京”来说，一盘热腾腾的白菜猪肉馅饺子是除夕夜里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过去，一到冬天，街坊邻居早早就会在地窖里囤上大白菜。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吃上热乎乎的白菜猪肉馅饺子，冲出门放炮仗，别提多开心了！”小时候的过年景象，是陆翔最幸福的念想。他希望在海外延续这份美好回忆。
除夕当天，陆翔和餐厅员工会早早包好饺子。“我们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同天南海北的食客一道欢聚一堂，吃着饺子，迎接癸卯兔年！”
“最令人眷恋的人间烟火”
“过完年，我妈妈就96岁了！今年除夕夜，我会和往年一样，给妈妈包一盘素三鲜饺子，让她尝到家里的味道。”春节前夕，日本侨胞孙莉和丈夫回到山东济南老家。这些年，母亲年事渐高，孙莉无论克服多少困难，都一定会履行一个“新春之约”——回国给妈妈做一顿年夜饭。
将韭菜、鸡蛋、木耳调成馅，再放上一点虾皮提鲜，包进饺子里，一盘清清淡淡的素三鲜饺子是孙莉家特有的年味。“小时候，吃完丰盛的年夜大餐，姥姥总会端出一盘素三鲜饺子，寓意新的一年素素净净、平平安安。妈妈常说，吃到素三鲜饺子，就是吃到了我们家的味道。”
时光如梭，童年时候的温馨画面如同一帧帧电影镜头，永久地驻留在孙莉心头。“每年大年三十，家里人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来，蒸花卷、蒸馒头、蒸年糕、包饺子。我们年纪小，就帮着大人将包好的饺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盖垫上，围成一个个圈。到了下午，就该做大菜了，炸藕盒、炸松肉、炸鱼、炖肘子肉……满屋子香味扑鼻，馋得我们直流口水。长大后，离家远了，我才明白，那是最令人眷恋的人间烟火。”
尽管常年旅居海外，但孙莉没有丢了这份代代相传的手艺。蒸花卷、包饺子、炸藕盒，她都很拿手。每年春节，她早早赶回老家，为的就是陪妈妈重温这份温暖的味道。“妈妈哪怕只是吃两三个饺子，喝上一小口饺子汤，我都觉得很幸福。”
如今，孙莉做的山东传统面食还在日本吸引了不少“粉丝”。“每次我把面食拍照分享在社交网站上，都有许多日本侨胞朋友给我留言，说想学做白白胖胖的馒头、花卷。一些日本当地朋友也很感兴趣，都等着我过完年回日本教她们。”孙莉感叹，近年来，在日本也能感受到越来越浓的中国年味。每到春节临近，侨胞朋友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过年、年夜饭吃什么，“春节在每个海外侨胞心里都有无法忘却的印记。”
“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选购食材、制作糕点、预订舞狮表演……临近除夕，秘鲁利马富豪中餐厅老板方绮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春节前夕，富豪中餐厅精心推出了两款年夜饭套餐。“没想到，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广告，就接到很多熟客的预订电话，除夕当晚的13桌年夜饭很快被抢订一空。”方绮云笑道。
秘鲁利马华侨华人多为广东籍。为此，方绮云在定年夜饭菜单时，特意安排了广东人过年必吃的多道菜品。“‘发财好事’是许多广东人最爱的一道年夜饭菜品，食材主要包括生蚝、发菜、干贝等，寓意着新年多多赚钱、好事连连。另外，蒸鱼、白斩鸡、年糕、麻团，也都是广东人的年夜饭里不可缺少的。”
方绮云的老家在广东中山。出国30多年，因为路途遥远，她回国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但记忆中的年味从未淡去。“小时候，每到过年，我最爱吃的是一道广东传统素菜——罗汉斋，将香菇、木耳、金针菇等多种菌菇、蔬菜混在一起翻炒，清香爽滑。”方绮云说，遗憾的是，部分特色食材在秘鲁买不到，因此这么多年，她一直没能在国外吃到正宗的罗汉斋。但那熟悉的味道，她始终念念不忘。
发红包、逛花市、看舞狮……说起广东老家的年俗，方绮云兴奋得滔滔不绝。今年除夕，她为顾客们准备了一个“彩蛋”。“在老家，过年最期待的就是看舞狮表演了。伴随热闹欢腾的锣鼓声，活灵活现的舞狮总能把新春气氛推到高潮。今年，我们餐厅邀请了当地华人社团在除夕夜表演舞狮，为大家助兴，舞出新年新气象。”
让方绮云惊喜的是，预订年夜饭的顾客中，除了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员工，还有不少秘鲁人。“这些年，许多秘鲁人也爱赶热闹，和我们一起过春节。这次，我专门给秘鲁顾客预留了几桌年夜饭，还包了藏着硬币的饺子。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严 瑜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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