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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新冠后心理问题？山东省卫健委印发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疗救治中的特色优势，改善新冠病毒感染后人群易出现的情志、心理问题，1月10日，山东省卫健委印发了《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西医结合身心调适方案》，其全文如下。

　　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中西医结合身心调适方案

　　针对非重点人群的早期新冠病毒感染者，轻、中、重型病例可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2022优化第二版）》《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阶段中西医结合医疗救治工作手册》中推荐的中成药或中药协定方进行治疗，重型及危重型病例出现精神心理病变时可联合急诊、重症医学科及精神心理科医师会诊。轻、中度病例出现身心病症时，在中医整体观念指导下，根据情志病的标本缓急，选择方药穴位心理治疗，身心共调。

　　一、中医调适方案

　　（一）方药调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2022优化第二版）》及《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阶段中西医结合医疗救治工作手册》协定方基础上，推荐辨证加选药物，口服和熏鼻并用。

　　1．焦虑恐惧，胆小梦惊，紧张自汗，辨证加选防风10g、贯众9g、茯神21g、制百合15g、制远志9g、北沙参15g、五味子6g。

　　2．情绪低落，忧思叹息，气短乏力，咽喉不爽，辨证加选柴胡6g、郁金15g、姜半夏9g、厚朴6g、紫苏12g、茯神24g、制远志15g、薄荷9g。

　　3．失眠心烦，梦多惊悸，头眩呕恶，食少痰多，辨证加选清半夏9g、陈皮9g、茯苓15g、枳实9g、竹茹9g、黄连3g、制远志9g、柏子仁15g。

　　4．入睡困难，心烦咽干，心悸多梦，头晕耳鸣，腰膝酸软，潮热盗汗，辨证加选黄连9g、黄芩12g、白芍15g、阿胶9g、鸡子黄2枚。

　　5．夜间难寐，昼日神倦，纳食减少，心下痞满，神情恍惚，辨证加选清半夏9g、秫米30g、茯神24g、柏子仁18g、神曲12g。

　　6．疫邪劳复，心神不安者，疫邪已退，脉证俱平，梳洗沐浴，多言妄动，发热，前证复起，脉不沉实。辨证选方茯神24g、酸枣仁15g、当归9g、制远志9g、桔梗21g、白芍9g、生地黄15g、陈皮15g、龙眼肉9g、甘草6g。

　　7．养神定志颗粒。在新冠病毒感染中医临证中，根据疾病阶段疫病与情志病症的标本缓急，辨证选用养神定志颗粒方药，形志共调，防治康一体，既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恐惧、紧张、失眠等情志异常，又能减轻瘟疫外感兼以清利头目症状，达到躯体与心理、生理同步康复之目的。

　　功能主治：补益肝胆，坚志助勇，兼以清利头目之效。用于新冠病毒感染过程中，或对某种事物或特殊环境应激过度，产生异常强烈的焦虑、恐怖、回避、不寐。症见畏恐易惊，紧张自汗，睡眠不宁，多梦，冲动易怒，手足欠温，头目不利等证候者。

　　用法用量：餐后温水冲服。4－14岁，一次1袋；14－18岁，一次2袋，一日2次；18岁以上成人，一次4－5袋，一日2次；或遵医嘱。

　　（二）针灸外治。

　　1．针灸

　　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

　　（1）惊证应急。针刺，泻水沟、内关、神门、少商；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

　　（2）焦虑恐惧。针刺，泻内关、合谷、行间、风池穴，补神门、肾俞、太溪；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

　　（3）疫后头痛。针刺，泻风池、风府、列缺、支沟、太冲；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艾灸，风池、太阳穴；每次40分钟，隔日一次。

　　（4）疫后神倦乏力。针刺，补中脘、下脘、气海、关元，太溪、足三里；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艾灸，神阙、足三里；每次40分钟，隔日一次。

　　（5）疫后胸闷憋气。针刺，泻内关、太冲、神门、膻中穴、膈俞穴、补足三里穴、中府穴；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艾灸，膏肓、肺俞；每次40分钟，隔日一次。

　　（6）疫后失眠。针刺，平补平泻神门、内关、百会、四神聪；留针30分钟，每日一次。

　　2．耳穴压豆

　　（1）焦虑恐惧。取穴心、肾、脑、神门、皮质下、肝；每次按压3分钟，每日3次。

　　（2）孤独抑郁。取穴心、交感、皮质下、神门、肝、脾、肾；每次按压3分钟，每日5次。

　　（3）疫后头痛。取穴枕、膀胱、肾、神门、交感、皮质下、头痛1穴；每次按压3分钟，每日5次。

　　（4）疫后神倦乏力。取穴肝、脾、肺、三焦、内分泌；每次按压3分钟，每日5次。

　　（5）疫后胸闷憋气。取穴心、肺、肝、肾、神门、胸椎、交感；每次按压3分钟，每日5次。

　　（6）疫后失眠。取穴神门、心、脾、肾、皮质下、枕、交感、内分泌、神经衰弱点；每天自行按压2～3次，每次每穴30秒。

　　上述治疗隔日进行1次，5次为1个疗程。

　　3．香薰。紫苏叶、贯众、艾叶、款冬花各60克，煎汤薰蒸或香囊佩戴。

　　二、心理调适方案

　　积极沟通，增强信心，坚定意志；支持引导为主；配合情志疏导，语言劝说，释疑解惑，澄心静默，暗示从欲，移精变气；八段锦，太极拳，志意调适音乐疗法，劳逸结合；必要时精神科会诊。

　　1．呼吸调节法

　　当出现不良情绪时，闭上眼睛，深吸气，然后把气慢慢呼出来；再深呼气……如此持续几个循环，呼吸会变得平稳，人也平静下来。

　　2．转移法

　　将注意力从消极情绪的事情上转移开，去看看书，听听音乐等，或者想想曾经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就会积极起来。

　　3．拍手法

　　手掌心相对，简单的拍来拍去，却是有名的“声纳气功”。通过疏通经络，震荡脉气，加强血液循环，从而提高人体免疫功能。

　　4．正念冥想

　　有意识地将注意力投注于当前内在或外部的体验上，并不加评判地接受自我调节的方法，让身心放松。

　　如抑郁、焦虑等不适情绪持续存在，不要沮丧，及时向心理热线及专业医生寻求帮助。

　　三、西医调适方案

　　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意识障碍（谵妄）、失眠、精神病性症状、情绪症状和行为紊乱等精神症状，必要时可考虑使用镇静催眠药、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等对症治疗。

　　1．伴发焦虑、失眠症状时，劳拉西泮、奥沙西泮、艾司唑仑、咪达唑仑和阿普唑仑等苯二氮 类镇静安眠药作为首选。

　　2．急性创伤经历的患者建议选用具有抗组胺作用的抗抑郁药（如多塞平6－12mg）或抗精神病药（如喹硫平6－12mg）镇静催眠。

　　3．呼吸抑制患者伴发的入睡困难、夜间易醒或早醒，首选佐匹克隆和右佐匹克隆等抗焦虑和致肌肉松弛作用弱的非苯二氮类药物。

　　4．抑郁情绪严重者可出现强烈的自杀企图和行为，要及时给予抗抑郁药治疗。伴有明显焦虑、失眠，早期可联合苯二氮类药物；伴有明显迟滞、缺乏动力的患者，可选择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s），伴有失眠的患者，可选择曲唑酮或米氮平晚上服用。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